悦读 | 林巍：让思维具有立体性——我学翻译的体会
以下文章来源于英语世界 ，作者林巍
让思维具有立体性
——我学翻译的体会
林 巍
暨南大学翻译学院
我学习外语、翻译的过程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小学三年级在全日制北京外国语学校（白堆子）的经历。那时贪玩，对英语没有特殊的兴趣，只是应付课程。能记起有趣的，是外教，一个满头银发的英国老太太Ms. Spink，每次由中国老师陪同，坐着小汽车来到教室门口，满脸慈笑，和我们每个小孩儿打招呼（小班，十几个人）。之后，能和她简单对话了，便有了无上的成就和优越感，特别是当着不懂英语的人。在思维上，当时得到的最大启示是：原来一种东西，如桌子、椅子、门窗、香蕉、苹果等的名称，并不是唯一、固定的，还可有其他的叫法，取决于不同的民族和语言，于是有了最初的观念启蒙。后来，又到录音机房，每人录下自己的英语讲话（那时算是一种奢侈的教学活动），再回到教室，与大家一起来听，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惊异感觉。回想起来，正是从那时开始，自己的思维乃至人生开始变得多面、立体起来。
改革开放后，有机会去国外学习、工作了十余年，并入了外籍。后又到北美、欧洲、日本等地以及回国在大陆和港澳台地区讲学或任教，眼界和思维自然都更加开阔。
人们问我，“开阔”了之后，最大的感觉是什么？回答：更好地认识了中文、中国文化及其与其他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为什么是在此之后才有这种认识呢？因为有了比较和鉴别，即思维不再是平面的了。歌德（Goethe）说，只懂一种语言的人，其实不懂得语言。或许，可否将他的意思再推得更极端一点：只懂得一种文化的人，其实不懂得文化；只会一种思维方式的人，其实不会思维。翻译的实质是什么？从心理学上讲，就是不同语言和文化内容在不同思维方式表达上的相互转换。所以，关键还是思维模式的拓展和变化。
人们常说，学习了一门外语，等于又打开了一扇窗户。但是，一定是“又一扇”，而且不能失去自己原来的房子。现在学外语的人，往往追求的是更像老外，从语音、语调到表达方式等，然而我的体会是，如果真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纯老外”（或“假洋鬼子”），自身的价值也就失去了。特别是对有志于翻译和跨文化研究的中国学子来讲，应知学习外语的最高境界，不是最终形成单一的外语思维模式，而是在深刻认识母语基础上所形成的可比较、转换的立体性思维。
这体现在从日常生活到文化交流及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比如，20 多年前我刚到澳大利亚时，听到“Thank you very much.”的对应词不是“No, no, no thanks.”之类的中国式谦辞，而是“You are welcome.”，甚至是“Ta.”，感到有些新鲜，因为跟教科书上不一样，但习惯了，感到是一种“顺势而为”（而不是以拒绝形式来表达感谢）。再如，我们学院召开国际会议，学生做志愿者接待远道而来的外宾，本是一种中国式的体谅“您一路辛苦了”，但变成英文后成了“You must have suffered a lot on your journey!”，我看那外宾的脸上先是有些尴尬，后回复道“No, no, I didn’t suffer at all.”。我对这学生讲，下次换个说法“How did you enjoy your journey?”，果然得到的对应话语“正常”了很多“Yes, I enjoy very much!”。又如，在珠海与澳门的过境大厅的验证台前，用中英文写着“请在黄线后排队。Please queue up behind the yellow line.”，似乎合情合理，而我到美国的入境大厅时，却看到了The line starts from here，表面上是文字表达的不同，实际是思维上的差异，即前者是从执法者角度，而后者是从顾客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我在澳大利亚南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读博士期间，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中国学者发言后有句结束语“我的发言中一定有不少错误和不妥之处，请大家给予批评指正”，他不等口译员的翻译，便自告奋勇将其译成：There must be a lot of mistakes in my speech, so everyone now, please criticize me. 我注意到台上台下老外的异样表情，有的相互会心地笑了。其实该句不妨译为：Now, the floor is open to you. Everyone is welcome to ask me questions, and any suggestions pointing out inappropriateness in my paper would be highly appreciated. 这里与其说是措辞失当，不如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套用与转换。在此期间，我导师的一句口头语也让我琢磨了许久——Do you know what you are doing? 此语若直译成中文似乎很不中听：“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但我知道这位极度和蔼的基督徒教授绝不是这个意思，于是我慢慢悟出了，他在问：“你真的弄明白我跟你说的意思了吗？”原来是一句非常体贴的话。
在国外学习、生活、工作期间，我体会到，即使在英语环境中，也要有意识地从点点滴滴中储存、积累这类“可比材料”。回国后，我曾担任过几届韩素音青年翻译奖竞赛的评委，遇到过许多值得推敲的翻译难点。譬如，24 届中有一句：“我的英国朋友在澳大利亚时，其‘英国腔’保持得更为明显，不知是否有意显出其身份。”对于其中的“身份”，绝大多数参赛者根据该篇题目（Language and Social Identity）顺理成章译成了identity，但分析起来并不确切，因这里主要应表达的是他的英国特性，于是我自然联想到，我初到澳洲留学时，住在当地一老妇人家，有天我们一起看电视，当“007”中的 James Bond 出现时，她冒出一句Very English，由此话题谈到了Englishness，于是我把它纳入了此处的“参考译文”：A friend of mine, native English, once he was in Australia, as I observed, he had an especially reserved speech manner prompting his Englishness, whether consciously or subconsciously. 收到不错效果。26 届中有一句：“于是，我们年复一年不是真正地生活着，而是间接地生活着。”参赛者努力采取各种办法试图区分“真正地生活”和“间接地生活”，但都不尽如人意。较为典型的，如：Thus, we are not, year after year, living a true life, but an indirect one. /So we never truly live, year in and year out. Instead, we are living an unfulfilled life. /Therefore, we don’t live as our real self year after year. Instead, we live in an indirect way. 若追问一下：什么是indirect life ？与此对应的，direct life 的涵义是什么？似乎都经不起推敲。就unfulfilled 而言，其原意为“not having fully utilized or exploited one’s abilities or character”。unfulfilled life 一般译为“失落的生活”，如：There are other forces that can drive your life but all lead to the same dead end: unused potential, unnecessary stress, and an unfulfilled life.（其他还有许多动力会驾驭你的人生，但这些全部导向一个死胡同——埋没了的潜能、不必要的压力和失落的人生。）显然，用在此处有些言过其实了，特别是相对“真正地生活着”而言。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我想不妨借鉴一下美国歌星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在《拯救地球》（Heal the World）里的一句歌词“We stop existing / And start living”（我们不再苟活/而开始生活）。同时，在《圣经》里也有“If you haven’t known the purpose of life, you aren’t truly living; you’re merely existing.”（若没有生活目的，你就不是真正地生活，而只不过是活着而已。），于是参考译文选择了living 和existing这一对应词语，将其译为：Year in and year out, we are not really living in our cities but existing there, being alienated from human nature… 许多参赛者说，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涉及到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讲：“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看到《中国日报》的译文：Popularity should not necessitate vulgarity and hope should not entail covetousness, pure sensual entertainment does not equate to spiritual elation. 特别是其中的spiritual，使我不自觉地联系到我在国外参加教会活动的经历，那里用得最多的就是spirit、spiritual exercise 等，而有关词典的解释是“Spiritual means relating to people’s thoughts and beliefs, rather than to their bodies and physical surroundings; Relating to religion or religious belief”（Collins 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2012）。与此相关的，如a spiritual approach to life、spiritual fulfillment、spiritual values、 spiritual healing 等。其实，还有两个词组可以表述：mental contentment 和 head trip。如：① If we look closely, we can see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happiness. One is based more on physical comfort; the other is founded on a deeper,mental contentment.（探究起来，有两种快乐，即偏重于感官上的舒适和更深层的精神愉悦。）② Man, this book is a head trip.（嘿，这本书读起来真是一种精神享受。）同时，以全篇主旨看，“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是对全国文艺工作者以交谈形式说明的道理，而在此之前，许多人对此认识是模糊的，故可不必那么刻板，而不妨用…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nor… with… 等句式。“单纯感官娱乐”，可不必译得那么“实”，如“感官”不必要pure，而是泛指与精神层面相对立的一种享受，对此英文表达中常用的有sensual pleasure， 如：① Both directors were Italian, both depicted their characters in a fruitless search for sensual pleasure, both films ended at dawn with emptiness and soul-sickness.（两人均为意大利人，两人镜头下的角色都深陷于对感官享受的徒劳探索，而两部影片都终以空虚与精神病态的黎明结尾。）② We have made up our mind from now on to live a regular life, doing sport every day, not staying up, drinking, and indulging insensual pleasure.（我们下了决心，今后生活要规律、要检点，每天做运动，绝不熬夜、喝酒、纵欲。）所以，我以为该文不妨改译为：Popularity should not be confused with vulgarity, nor hope with avarice, and we have to realize that sensual pleasure in fact has little to do with mental contentment. 当然，这是一己之见。
类似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我们通常翻译成national spirit、the spirit of the time、people’s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等，实际推敲起来，翻译成national character、underlying the trend of the times、intellectual pursuit and cultural entertainment of people似更为确切。至于将“精神家园”翻译成spiritual garden，更会让海外赤子们感觉不到实际内容，尽管在字面上是贴近的，而其真实内涵应为sense of belonging 等。
出国之前，我对于“中国人”这一概念的认识是单薄的，在与各种人群交往、比较之后，才意识到它原来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而又非常敏感的政治概念，涉及到两岸问题、港澳问题、东南亚华人华侨问题、“一国两制”、移民融入、国家认同问题等，所以在国际场合，使用和翻译这一概念时须十分谨慎。从外国人的角度，对“中国人”这一概念的研究就有这样一些类别：the Chinese、ethnic Chinese、a foreigner of Chinese Ancestry、Huaren、Diaspora of Chinese、Chinese Diaspora、November 1st Chinese，等等。我也去过联合国的翻译现场，那里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等翻译的差异，就足以引起重大的政治问题。
我们通常讲要与国际社会接轨，就翻译而言，有时表现为思维方式的表述在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典型的，如“同志们”，我们历来翻译成comrade，而到了西方社会才意识到，该词原来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时期等紧密相连，容易引起大众反感，故在翻译中可作灵活处理，以便读者和听众接受。如：习主席在党内和政府中讲话时，可译为Dear colleagues；在乡村对农民讲话时，可译为My fellow countrymen；而在其他场合时，又不妨译为Friends 等。有意思的是，在杭州召开的G20 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所有外国元首的称谓，都被现场同声传译为Dear colleagues，没人感到意外，却很自然。类似的，“人民群众”，我们通常译成the people，而西方则为fellow citizens，前者是个政治概念，后者是个法律概念，对此在翻译时应作适当变通。
就所要表达内容的重要程度而言，我以为，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是正三角，即上面（前面）的分量轻，下面（后面）的分量重；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则是倒三角，即把重要的、议论或结论性的放上面，其余的放下面，如我早前的一篇文章“如何理解日本人的‘不道歉’”（《英语世界》2016 年第5 期）的第一段，可作一对比：
原文：（1）同是战败国，（2）德国和日本对于二战的反省态度截然不同， （3）常让世人拿来比较、评论。
译文：（3）People often compare and comment on （2） the contrasting attitudes to self-examination over World War II, of Germany and Japan （1） as the two vanquished countries.
可以看到，次序是完全相反的。
正如思维是有维度和层次的，毋庸讳言，翻译的质量也有档次之分。记得很清楚，我在外文局工作时，见证了杨宪益与戴乃迭的合作，有时对一句简单话的翻译，即刻显出水平的高低。如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有一句：“相信我的话吧，没错。”别人译成“Please believe in me, it wouldn’t be wrong.”，字面好似完美，可到了他们手里，改成了“Take it from me. I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看似在语言上不着边际，但在实际内涵上却再地道不过。这是多年在两种语境转换中历练出的真功夫。
这种思维模式的转换实际运用的也是一种想象力；思维的立体性为想象力提供了施展的空间。作者、译者的功力，其实就在这里。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如谓书中种种境界、种种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则是《水浒》之作者必为大盗，《三国演义》之作者必为兵家”，译成英文：If it is said that every kind of world in a book or every type of character in literary works can only be created by an author who has experienced the same personally, then the conclusion would be the author of The Water Margin was a great gangster and the author of Historical Novel of the Three Kingdoms was a military strategist. 这里揭示出的是创造和翻译中的一种规律。
正如美国大文豪爱默生（Emerson）所说：Words are also actions, and actions are a kind of words.（语言也是行为，而行为不过是语言的一种。）就译者而言，若能将自己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感受和认识，分门别类地融汇在思维模式里，经过想象力的加工，日益减少磕绊而愈加自由地行走于不同的语言之间，我想这便是一种应追求的佳境。
郭沫若说，译者不同于作者，作者只需要感受他所写的对象，而译者除此之外还要感受作者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译者的思维会更加多面，精神世界也会更加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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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theworldofenglish作者简介：
林巍（澳大利亚籍），博士，先后于澳大利亚的自然疗法学院（Academy of Natural Therapies）、邦德大学（Bond University）、南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Queensland）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曾任教、任职于北京广播电视大学、中国外文局、澳大利亚科技与职业教育学院 (TAFE Institute)、塔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Tasmania, Australia）等, 赴美欧、日本、港澳台等地大学任教和讲学，现为暨南大学翻译学院特聘教授。
教学和研究领域包括中英互译、法律翻译、商务翻译、中医翻译、典籍翻译、比较文化研究、日文翻译等，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获科研奖励。同时，担任各种类型国际会议的同声传译百余场。至今，在国内外出版学术著作六部，将《汤一介哲学文化论集》翻译成英文（Anthology of Philosophical and Cultural Issues），由世界著名出版社Springer出版（2016年），在欧美发行。
此外，在《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上海翻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中译外研究》、《英语世界》、《英语学习》、《二十一世纪英文报》（《中国日报》系列）、《人民日报》（海外版）、《瞭望》、《中国青年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科技报》、《新闻出版报》、《明报》、《澳门研究》、Education Media International（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等报刊发表论文、文章百余篇，其中多篇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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